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952年起，包括北京在内，全国都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当时为什么要“除四害”？“四害”又都包括什么？
当年的“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曾谈到，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1939年到1948年，死于鼠疫的就有2.3万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有5000万人以上。而消灭麻雀则是为了保护庄稼。老鼠盗食粮食的情况就更严重，并且老鼠还会损害农作物，损坏建筑，破坏堤防，咬坏杂物。
在北京，掀起了“除四害”的热潮。仅1956年3月1日到9日的9天时间里，全市人民就捕鼠14.5万多只。几乎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
1957年12月，开展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市十个区就已经消灭老鼠和麻雀70万多只。
1958年1月11日《北京日报》2版，《七十万只鼠雀丧生》
在“除四害”运动中，涌现出很多捕鼠、捕雀高手。
1958年初，海淀区捕雀能手唐庆禄热心地向前来求教的人传授捕雀经验。冯文冈／摄
当时，《北京日报》还曾多次图文并茂地刊登了各种捕鼠捕雀的方法，以方便市民学习、使用。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除四害”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北京日报》1958年1月21日3版刊登的读者来信中，北京林学院的张中就反映：有一天我到东郊去，路上碰见几个小学生在场里捉老鼠。一个小学生发现一只老鼠，大家一齐围剿，但是，当他们发现这是只秃老鼠没有尾巴的时候，就把它放跑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小学生回答：“老师叫我们打了老鼠交尾巴。没有尾巴要它干什么。”可见，老师还没有把“除四害”的道理，跟学生们讲明白。
1958年1月21日《北京日报》3版，《老师是“尾巴主义”学生放走秃老鼠》
1956年，《北京日报》就曾刊登《为死老鼠奔忙》一稿，记录了一些居民为了统计捕鼠数据而被反复折腾的情况。文中提到，西单“除四害”办公室每天要街道办事处填写这样一张捕鼠数字日报表，表上的项目多达8个：机关，工厂和工地，学校，工商户，托儿所和幼儿园，国营公司和合作社，红十字会会员，一般居民等。每天捕老鼠的数字，都得分门别类地填写个一清二楚。一只老鼠是被红十字会会员或一般居民打死的，还是被妇女积极分子或其他的人打死的，追求诸如此类的一些数字，对于捕鼠工作并没有实际意义。
1957年底，宣传队向群众宣传“除四害”。
1957年，“除四害”运动在市民中广泛展开。西单南长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们介绍用脸盆捕鼠的经验。高宏／摄
1957年冬，海淀区蓝靛厂中心小学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在地里挖鼠洞捕鼠。冯文冈/摄
随着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四害”名单也在更迭。麻雀退出“四害”名单的过程，更是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界平衡关系的逐步认知。
“除四害”运动中，北京开展过多次全市范围内的突击围剿麻雀战役。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集中围剿麻雀，专门成立了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并发布了全面围剿麻雀的战斗计划。作战方法包括施放毒饵、火枪伏击、夜间掏堵等。
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全市围歼麻雀大战就要开始》
当时把麻雀定义为“害鸟”，主要是因为麻雀“与人争粮”。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麻雀的利害要长远看。
本报曾发表文章《关于鸟兽的益害问题》。文中提出，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并引用罗泽洵、郑作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一文中的论述，“就麻雀而言，对农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
1958年春天，捕雀大军战斗在昆明湖畔。
科学家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4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