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胡先生？”
1936年12月25日，由美国“天才童星”秀兰·邓波儿主演的冒险题材歌舞片《偷渡者》上映，该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青青的美国女童在中国上海遇奇历险的遭遇。
电影中，萌化了的秀兰·邓波儿身穿传统中式斜对襟布褂，还像模像样地拉着二胡、说着荒腔走板的中文，电影上映的那一年，秀兰·邓波儿年满8岁。
走出片场的1977年，秀兰·邓波儿到访中国，此时她已经不再是“最可爱的小天使”，而是一位49岁的中年女性，息影将近三十年。
2014年2月10日，在三个孩子以及一个曾孙女、两个曾孙女的呵护下，秀兰·邓波儿于美国加州伍德赛德家中平静地离开人世，享年85岁。
“小天使”会飞回天国，但银幕会将她的童真留下来，抚慰一颗颗灰暗的心灵。
令人瞩目的生命
“我们向她致敬。她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生命，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外交官，最重要的是我们敬爱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和崇拜了55年的妻子。”
秀兰·邓波儿去世后，她的家族向各位影迷、观众，以及每一位关心她的人发表了声明，正如声明中所言，毋庸置疑，秀兰·邓波儿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生命。
这个令人瞩目的生命起源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莫妮卡市，秀兰·邓波儿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出纳员，母亲则是一名漂亮的家庭主妇。
这位家庭主妇曾经是名舞蹈演员，有着强烈的电影梦，于是那未完成的梦便寄托在了女儿秀兰·邓波儿的身上，三岁起，秀兰·邓波儿便被母亲送到好莱坞星探常出没的舞蹈学校。
“1928年4月23日，母亲的计划最终实现了，我真的是个女孩。我在晚上九点来到人世，可是错过了晚餐时间。我从一开始就丢了一顿饭（从那个时候，我一直试图弥补这一损失）。”
果然，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只不过，做好准备的是格特鲁德·阿米莉亚·邓波儿，而不是她年仅三岁的女儿秀兰·邓波儿。
“秀兰，精神点，精神点！”
这是母亲对女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邓波儿自述过，她仅有两年懒惰的婴儿时期，从此之后就只剩下工作了，每天工作5小时，周末还要增加2、3个小时，如果拍戏出了状况，母亲是要把她关进小黑屋的。
除了拍戏，每天还要和私教学习3小时，以至于工作时也困倦不已，母亲的带着责备的提醒就会在这时响起。不过，秀兰·邓波儿从未有过抱怨，不是她懂事或者明白母亲的苦心，而是，“我当时以为每个孩子都在工作”。
秀兰·邓波儿的母亲从小就为她铺好一条明星路，为她打造有56个卷儿的专属发型，为她打造了一条黄金的起跑线：6岁出演《起立欢呼》大获成功、7岁获得奥斯卡、11岁片酬超过12万美金、签约福克斯……
在母亲的心中，女儿不仅仅是个可爱且美丽的孩子，而且是自己的投射，如果格特鲁德·邓波儿重新活一遍，一定会是秀兰·邓波儿，甚至，比秀兰·邓波儿更好、更成功、更瞩目。
可母亲忘记了，她还是个孩子，她是她自己——秀兰·邓波儿。
人们最迷恋，甚至可以说贪恋的，是秀兰·邓波儿身上纯洁无邪的童真，她会仰着肉嘟嘟的脸庞，穿着连衣裙、短袜和皮鞋，跳踢踏舞、噘嘴逗笑、流泪生气。
好像看着她，经济大萧条社会中坑蒙拐骗、颓废堕落和因经济萧条而变得异常艰难的生老病死都可以抛之脑后，所有人都可以活在童话里。
当然，要让很多人活在童话里而忘却现实的惨淡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童话会以最快的速度在秀兰·邓波儿自己的生活中消失：6岁那年起她便不再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圣诞夜的那天，母亲带她去百货商场看圣诞老人，而圣诞老人向秀兰·邓波儿讨要了签名照。
出逃的女儿
令人瞩目的生命也会有一天要走到令人厌弃的地步，对于秀兰·邓波儿来说，这一天到来的速度确实太快，只是她也分不清，到底是这一天来得太快，还是自己的成长速度太快？
邓波儿的童真一早就被名利和物欲所冲淡，好莱坞和物欲社会的丑陋和肮脏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小孩而有所隐藏，反而正因为她是个天真无知的小孩，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更加的肆无忌惮。
一个大名鼎鼎的制片人，会在邓波儿的面前变为一个“人体艺术家”，没有见过他人裸体的邓波儿最开始只觉得有趣，“我笑了，笑哭了”，而那个道貌岸然的男人则暴怒把她轰了出去。
他们让她看见丑的，但要她表演美的，电影公司甚至要求她不要过多外出，以此来保持自己的童稚感，有人告诉她，观众是能从她的眼睛中看出她童真的流逝的。
到今天，在邓波儿后期作品的短评中最频繁出现的一句话仍然是“秀兰·邓波儿长大了，没有小时候可爱了”；而在当时，少女邓波儿要面对的是恶评如潮评和惨淡的票房。
可爱，是大多数人对秀兰·邓波儿的要求，一旦她长大就不可爱了，他们投射在邓波儿身上的梦就会破碎，他们将不再为她的电影买单，哪怕少女时期的秀兰·邓波儿依旧美得如同白雪公主。
秀兰·邓波儿的青春期并没有如夏花一般绚烂，即便她有着花一般的身躯和面庞也无人欣赏，邓波儿从票房宠儿逐渐走到无戏可拍的地步，于她自己而言还可以接受。
但对于她的母亲来说则是致命的打击，从女儿出生之后就着手制定明星计划的母亲，眼见自己的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这么放弃自然是不甘心的。
秀兰·邓波儿停止演艺事业回到学校念书之后，母亲对他的印象都是巨大的人生的操控并未停止。
这位母亲依然极力希望女儿继续演艺工作、重回人生巅峰，仍然给她不断地接合同，哪怕是一个两三句台词的配角也在所不惜，说实在的，邓波儿的母亲比邓波儿更适合当一个演员。
究竟是秀兰·邓波儿长大后不可爱了，还是看客们不愿长大？究竟是要秀兰·邓波儿永远做彼得潘，还是看客们需要这么一双无邪天真的眼睛来仰望自己，即便自己在做的事情丑陋、肮脏？
秀兰·邓波儿逐渐对演艺事业意冷心灰以及观众逐渐抛弃她的时候，邓波儿选择了结婚生子和淡出影坛。
邓波儿的第一任丈夫约翰·阿加尔是一名空军士兵，他是她同学的哥哥，这个男人身上拥有着邓波儿从未体会过的叛逆，于是她17岁与这个人结婚，她也想尝尝叛逆的滋味。
母亲是反对这桩婚姻的，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女人，她已经预示了女儿的这段婚姻带来不了什么好处，但她已经无法再拴住女儿，因为女儿这场叛逆的婚姻主要就是为了逃离她。
母亲让邓波儿不要公布自己已婚的消息，而邓波儿故意带着钻戒出席各种聚会，她厌恶这样的生活，被母亲掌控的生活，她想得到的就是通过婚姻来摆脱这一切，却看错了人。
秀兰·邓波儿的第一段婚姻持续了5年，他们拥有了一个女儿，婚姻生活的最初邓波儿还在拍戏，但她更痴迷于做家务活，或许在她的想象之中，自己一定可以通过婚姻来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
可惜丈夫酗酒无度，并且想利用邓波儿来拼命往演艺圈爬，最终婚姻破裂她还是为自己的叛逆买单了。
“我不想再遭受打击。”秀兰·邓波儿的第二任丈夫是一名出色的企业家，查尔斯·布莱克此前从未看过邓波儿的电影，这一点对于邓波儿尤为重要，但保险起见，她还是托朋友对这个男人进行了一番深入调查。
这一次，她终于明白婚姻不是叛逆的游戏，而是慎重的选择，与查尔斯结婚后，邓波儿彻底离开了电影界，从此再未接拍过一部电影，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孩子。这一次，她选对了，这是个深爱她的好男人。这个男人和她生活了超过五十年，他和他们的孩子、孙子、曾孙一直陪伴着她走完这段非凡的生命旅程。
秀兰·邓波儿真的长大了，不再是稚气的儿童、不再是出逃的少女，不再是母亲或者不愿意长大的看客的投射。
她成为了她自己，并且没有像别人说的“童真消散了”，她长大了，她的童真也长大了，变成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洁身自好的勇气，这比童稚的天真无邪更为珍贵。
幸福且幸运的“花瓶”
退出影坛的秀兰·邓波儿还是那笑语盈盈的样子，人们都说她是不老的神话，是天使的代名词。
但她自己明白，她现在的笑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讨好，是属于秀兰·邓波儿自己最真实的笑。
“我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幸福女人，也是幸运的女人。如果还能再活一遍，我不会对我的一生做任何改变。”
作为演员，应该说是作为童星，秀兰·邓波儿极大程度上是一个“花瓶”，她需要扮演的就是天真可爱的小女孩。
但极少有人说秀兰·邓波儿作为演员是一个“花瓶”，因为她从儿童时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表演天赋，她的哭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一颦一笑牵动人心，何况她还支付了以整个童年为代价的勤奋和努力。
不过，作为政客，邓波儿确实是个“花瓶”，70年代起，邓波儿进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后出任美国驻各国大使，1976年任礼宾司司长，看着是光鲜亮丽，但她可发挥的余地不多。
1977年4月，秀兰·邓波儿以外交官的身份造访中国，电视台连播《小酒窝》、《小水手》等多部邓波儿的电影，一时间在中国引发了秀兰·邓波儿热潮，少儿频道主持人“金龟子”刘纯燕为其配音，并因此斩获飞天奖。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秀兰·邓波儿就已经备受国人喜爱，1935年上海大光明大戏院就放映过《亮眼睛》，当时贴出的海报已经在借用秀兰·邓波儿的名气打广告：“秀兰·邓波儿新杰作”。
有上海的女明星模仿秀兰·邓波儿而走红，有《良友》等家喻户晓的杂志做邓波儿专题，有肥皂盒、香粉的商标都用邓波儿的头像，并且这些商品大受欢迎。
不止是在美国，在世界上多个国家，秀兰·邓波儿都拥有大量的影迷，似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秀兰·邓波儿那般天真无邪的笑容去呵护和抚慰，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始终令人们心醉的是秀兰·邓波儿童年的面容，极少有人能真正欣赏她息影后的笑容，人们还是认为妻子、母亲、祖母、外交官等身份无足轻重，作为演员这是一种褒奖。
但作为一名传奇女性，多少有些忧伤。电影是造梦的艺术，生活却不能永远活在梦中，如果把生活当成了梦，不愿意真实地长大，那不就和说“秀兰·邓波儿长大了，没有小时候可爱了”的看客别无二致了。
秀兰·邓波儿长大了，但她依然可爱着，作为电影人她把童真永恒地留在银幕上，作为一名女性，她用人生书写了传奇。
“她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生命。”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天使，可能是拥有毫无邪气的童真，但也可能是风雨之后仍然乐观、微笑的成长。
秀兰·邓波儿用一生出色的完成了“小天使”这个角色，只是观众爱看的究竟是她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还是用生命来展示的乐观与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