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们普遍认为海明威死前精神错乱，疑神疑鬼。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海明威与骗子工厂》中，作者丹·西蒙斯描绘了海明威生前进行的间谍活动以及此后遭到联邦调查局长期监视的情况。海明威在自己自杀前20年，在古巴建立了名为“骗子工厂”的业余间谍网，也因此卷入英、美、德等国的谍海波澜之中。尽管这是一本小说，但出版方称该书由联邦调查局解密档案改编，其中95%事件来源于真实。
1961年7月2日，在爱达荷州的新居里，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套房子周围风光宜人，上可观群峰幽谷，下可览潺潺河溪，山涧对面更是他诸多亡友的安息之所。然而我料想，即便他还活着，这些也已毫无意义了。
我是在古巴收到噩耗的。这颇有些讽刺意味——自从与海明威共度过一段时光之后，我已有十九年未曾回古巴。更讽刺的是，1961年7月2日是我四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与一个油头粉面的小个子男人混在一起，穿梭于油腻肮脏的小酒馆之间，之后依然跟随那个男人，彻夜驱车奔波。他把车子开到了三百五十公里外的荒郊野外，就连从圣克拉拉驶向雷梅迪奥斯的装甲列车都被我们远远抛到了身后。接下来的一天一夜，直到与那个小个子谈完生意，我一直都待在甘蔗园和棕榈林间。在去往圣克拉拉的佩拉酒店小酌一杯的路上，我始终都没听广播。那家店里的收音机播放着悲戚的、近乎哀乐的旋律，可我却并不以为然，也没跟任何人交谈。直到当天傍晚我返回哈瓦那，从那家邻近原美国使馆（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961年1月，卡斯特罗驱逐了美国外交官）的酒店退房时，才终于得知了海明威的死讯。
“先生，您听说了吗？”七十岁高龄的酒店侍者一面准备帮我把行李搬到路边，一边问道。
“听说什么？”我有些疑惑。在老头儿眼里，我只是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生意人。如果他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那一定是糟糕透顶的消息。
“那位作家死了。”老头儿长满青灰色胡茬的瘦削面颊颤抖着。
“哪位作家？”我看了看手表。晚上八点我还要赶飞机。
“老爹。”老侍者答道。
还未及放下戴着手表的胳膊，我便被这噩耗惊呆了。在那一瞬间，我发觉自己已经很难继续注视手表指针。“你是说海明威吗？”我问道。
“对。”说完这个字，他不住地点着头。
“他是怎么死的？”
“中枪而死。”老侍者说道，“他头部中枪，是他自己扣动的扳机。”
是啊，我心想，他当然要自我了断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天之前。”说完，老头儿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股朗姆酒的味道扑面而来。“在美国。”他补充道，仿佛这足以解释一切。
“Sic transit hijo de puta.”我用西班牙语默默说道。若是翻译得文雅一点，这句话大概可以被理解为“这个狗娘养的”。
老侍者点头的动作突然停止，瘦骨嶙峋的脖子支棱着脑袋，仿佛被人抽了一巴掌。他那双温顺谦恭、时常显得不太机灵的眼睛猛然间闪出近乎愤恨的怒火。他把我的行李丢在大厅地板上，腾出双手，似乎要跟我打一架。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或许也是海明威的旧相识。
我伸出右手，掌心向外：“别误会，那句话是海明威自己说的，是他在大革命期间巴蒂斯塔被推翻时所说的。”
老侍者点点头，但他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愤怒。我掏出两比索递给他，然后把所有行李都丢在门口，径直走出了酒店大门。
……
其实，1961年7月的那一天，海明威原本不必在爱达荷州的家中吞枪的。几天之后，他最后一任妻子关于他意外身亡的报告出炉，事情变得明晰起来。他是用一支霰弹枪自杀的。那是一支双管12号霰弹枪，不过后期一些报告对此存在异议。海明威的弟弟莱彻斯特后来曾写道，他的兄长自尽时用的是一支装着银色枪管的理查森牌12号霰弹枪。而第一位给海明威写传的作者则声称那是一支博斯牌双管12号霰弹枪，是海明威最爱的猎鸽利器。那支枪管银光灿灿的理查森牌霰弹枪很是漂亮，适合拿出来炫耀，但用来爆头实在是太过艳俗。我记得有一次在“比拉”号上，海明威读着一份两个星期前的《纽约时报》，上面提到巴顿将军佩带着一对握把上镶嵌着珍珠的枪。当时海明威笑道：“巴顿要被激怒了，他总是在纠正这些愚蠢透顶的记者。那两支枪的握把是用象牙制成的。他说过，只有皮条客和老鸨子才会佩带握把上嵌着珍珠的左轮手枪——我赞同这一点。”所以我想，海明威是不会选择那支银色枪管的理查森牌霰弹枪来做自杀这么严肃的事的。
然而，随着日月更替、时光流转，我终于意识到，无论海明威那天早晨是不是用了那支枪，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都已经不重要了。
在死前的数月间，海明威渐渐开始认为联邦调查局在监听他的电话通信，对他采取跟踪行动，甚至与美国国税局沆瀣一气，企图捏造一场税务官司以让他倾家荡产。虽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正是海明威这种“被联邦调查局迫害”的幻觉，最终促使他的第四任妻子断定，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偏执狂和妄想症患者。也正是从那时起，海明威的妻子和朋友们开始把他带去梅约诊所，接受一系列电击治疗。
如此治疗摧毁了他的记忆力、性欲和写作能力，却未能治愈他的偏执症状。在海明威自杀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和朋友们曾带他去凯彻姆的克里斯蒂亚娜餐馆用晚餐。海明威坚持要一个靠墙的座位，并对邻桌的两名男子起了疑。他的妻子和朋友乔治·布朗唤来那位名叫苏西的女招待，拜托她确定那两个陌生人的身份。苏西说：“他们或许是从特温福尔斯来的商人吧。”
“不，”海明威说道，“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
1961年7月2日，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海明威一如往常地早早起床。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天光明媚，万里无云。除了他，玛丽女士是凯彻姆海明威公馆唯一的居住者，而她正睡在一间独立的卧室里。当海明威蹑手蹑脚地走下铺着地毯的楼梯，从窗台边拿到钥匙，来到地下储藏室，找出那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博斯牌12号霰弹枪（我相信他选的是这一支）时，玛丽并未醒来。接着，海明威从地下储藏室爬出来，经过客厅，朝着楼梯前面铺着瓷砖的门廊走去，给两支枪管都装上子弹，把枪托抵在地板瓷砖上，将两个枪口顶住前额——我想他并没有把枪管塞进嘴里——扣动了两只扳机。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些细节，是因为我觉得说清这一点很重要——尽管在地下储藏室里开枪，声音有可能被房门、铺着地毯的地板和煤渣砖砌成的墙壁隔绝，但海明威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在那儿举枪自杀的。他带着枪来到门廊，来到楼梯跟前，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玛丽女士想要打电话或是走出公馆大门，都必须先迈过他的尸身和血泊，迈过四散碎裂的头骨和横飞乱溅的脑浆——那些白花花的东西，曾经是海明威全部小说的来源，他曾经试着说服我，那些“谎言”比真实更真实。
几个月前，曾经有人请海明威为一本庆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的书写上一两句话。徒劳无功地思索了数小时之后，他的精神崩溃了，在主治医生面前抽泣起来：一位伟大的作家竟然写不出一个简单的句子。
但他依然可以与人交流。我想，他选择的自杀地点和方式，是他所留下的最后一条信息。当然，这信息首先是留给玛丽女士的，但“收件方”还有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情报局）……以及曾于1942年4月底至9月中旬亲历过那些往事的人——海明威在那段时间做过间谍，并与纳粹特工、联邦调查局探员、英国特务、古巴政客和警察斗智斗勇。还有那西班牙神父、十岁大的特工、德国的U型潜艇……我并不是要吹嘘海明威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早晨想到了我，但若是他留下的信息如我所想——至少，是在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宣示，他要终结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游戏”，而不愿继续在耐心而冷酷的敌人手中受困——那么或许我已经触摸到了他在那个早晨的想法，抓住了他繁复思绪中的一丝线索。
我希望，在我四十九岁生日那天早晨，假如无比悲伤抑郁的海明威在生命最后一刻还能正常思考的话，他不仅能想到以扣动霰弹枪扳机的坚决行动来进行一番终极“挑衅”，还能想到他在与看不见的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