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中文名
长征
外文名
The Long March
别名
二万五千里长征
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结果
红军三大主力顺利会师
时间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相关组织
中国共产党
目的
北上抗日、摆脱敌军围剿
成败
成功
敌人
国民党反动派
部队
红一、二、四方面军
行程
约二万五千里
性质
战略转移、北上抗日
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途经省份
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
长征锁定
历史事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40]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88]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86]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5]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109]
目录
1历史背景2基本路线3各阶段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三大主力会师
4评价国内评价其它评价5文章丰碑
6长征的由来7重要会议
历史背景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61]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9月8日，中革军委曾命令进行西征的红6军团在湖南省的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尔后转移至湘西，并和在黔湘边境活动的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后因湖南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击红军北进，遂转兵向南，于10月1日进占贵州省的旧州。24日，红6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地区同红3军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接着，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107]红2、红6军团的攻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行动。[111]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116]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37]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126]21日，中革军委以红l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安破国民党军第1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这种甬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的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2、第3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共77个团实施“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45]而此时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内，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且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便于红军机动作战。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间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62]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70]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了国民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136]但是，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41]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58]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38]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必然要和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党军决战，那将会有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面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39]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85]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8]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川黔边创建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接着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地，继而进至余庆、瓮安地区。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先头部队进占遵义。[66]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63]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9]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会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94]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117]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1]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91]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入反攻，争取赤化四川。[102]1月18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92]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71]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95]9日，中央红军集结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整编。[146]11日，掉头东进，接着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移，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忙令其“追剿”军向川南追击。中央红军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60]27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拦阻，向西挺进，27日进入云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97][98]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153]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云南省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随后与主力会合。[104]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42]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始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肃省南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9]但此时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只看到苏区的困难和国民党军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意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124]5月初，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开始向西转移。[20]至中旬，先后占领四川省茂县（今茂汶）、威州，理番（今理县）等广大地区，并继续向西发展。[106]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从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族区，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118]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但这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中央红军仅有4只小船难以在短时间内渡过河去。因此，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迅速前进；第1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尔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l军团第2师第4团，于29日晨攻占泸定桥的西桥头。[49]当日16时第4团发起夺桥战斗，由第2连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击溃川军1个团大部的防守，攻占了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取得了长征中又一次重大胜利。[9]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于7日占领天全。8日，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72]接着红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96]这时，红四方面军正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今小金），一部前出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7]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条件。[74]
1934年冬，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以西转移，开始长征，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17]12月上旬，红25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28]至1935年7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淘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苏区。[100]
红25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与红26、红27军会师1934年冬，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以西转移，开始长征，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16]12月上旬，红25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7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淘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苏区。
7月16日，红25军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以南的丰峪口出发，经鄠县（今户县）、整屋（今周至）县境西进，继续长征，留下红军第74师坚持原地斗争。[22]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50]遂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10]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87]30日，经华亭县安口镇北进，9月16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64]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基本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各阶段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1]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22]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七万五千至八万一千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蒋介石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2]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携大量辎重沿粤赣、湘粤、湘桂边缓慢西行。1934年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49]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37]25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133]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才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132]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101]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12月28日，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强渡乌江。[32]
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川康边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主张红军继续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地区）等省偏远地：区转移。[6]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141]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苏区，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83]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114]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73]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但是，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8月上甸，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52]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12]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历尽干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但后续部队行动迟缓。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5000余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中共中央为了抓住甘肃南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开创新局面，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迅速北进。张国焘制造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IO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之第1、第3军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151]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关于同张国焘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及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21]会议还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17日，红军陕甘支队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144]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81]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3]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135]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110]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投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叉1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43]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36]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4、第30军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饥疲与险阻，再过草地，下旬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82]髓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4]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8~20日，红军南下部队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接着，又发起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84]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分两路发展进攻，至ll月12日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歼灭川军一部。19日，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10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余人，但本身也伤亡近万人。红军连续作战，缺少粮、弹，不断减员而无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36年2月，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转移。[123]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于3月进入西康省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这时，红军南下部队减至4万余人。[113]
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2年5月遭受国民党军围剿，于9月突围西行五千里，于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占领通江，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第一支长征的红军。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令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5月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99]6月，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40]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但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
1936年7月，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47]二、六军团旋即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45]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142]期间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天敬雅邛大战役等战役，国民革命军伤亡5万余人。
红二方面军
红2、红6军团长征，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134]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向南渡过澧水和沅江，于11月底进占淑浦、辰溪、新化、蓝田地区。[51]
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展开长征，于1936年4月在云南丽江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34]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55]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115]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行程近两万里。[76][2]
尔后转向西进，1936年1月12日占领黔东的石阡、江口地区。20日，红2、红6军团放弃在石阡、江口创建苏区的计划，继续向西挺进。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接着展开于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进行群众工作。27日，红2、红6军团再次西进，进入乌蒙山区，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1个月的山地回旋作战，3月28日突破重围，进占贵州省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并准备在此地创建苏区。[18]30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电令，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红2、红6军团分别从云南省西北部的石鼓、巨甸两地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32军归红二方面军建制。[131]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连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75]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54]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112]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进行团结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准备共同北上。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46]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150]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数百里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129]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台，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103]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泪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_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5]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3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21]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5]至此，长征胜利结束。[19]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4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和鄂豫皖省委从河南省罗山县向西转移，进入陕南，11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08]此时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14]1935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甘肃东部，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会于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军团，共约七千人。在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33]
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139]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台，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泪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_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3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渡河部队组成红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发。[35]红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与长期盘踞在甘青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展开激战，先后在景泰、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历经大小战斗(役)70余次，虽大量歼敌，但自身也锐减至15000人。[69]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120]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48]
评价
国内评价
《长征》[历史事件]
1：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67]“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130]”。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24]
2：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44][3]”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3：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种精神：
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4：官方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147]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119]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57]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152]
5：胡锦涛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148]”
其它评价
唐德刚认为蒋中正利用中共长征借机“削藩裁军”。当时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军阀割据，湖南也不是嫡系，蒋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
文章丰碑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的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要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有一个人被冻死了”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纸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77]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59]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127]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长征的由来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提出的，却鲜为人知。[55]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89]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68]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25]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56]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65]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80]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23]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125]
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53]
重要会议
长征重要会议一览
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154]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27]
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78]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尚示确切考证）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30][31]
白沙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蔺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二渡赤水。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彭德怀、林彪、刘少奇、黄克诚等人。[138]
泸定会议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且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43]
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沙窝会议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的血洛寨（藏语叫作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了几位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93]
牙弄会议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128]
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26]
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吴起镇会议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