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东汉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百家之言，用30年精力写成无神论著作《论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论衡》是王充反对迷信、祛除虚妄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他在治学方面敢于质疑、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借鉴价值。
勤学好问
人的能力、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而后天的学习，需要“学”，更需要“问”。王充在《论衡·实知篇》中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人的才能有高有低，只有学习才能懂得世间的道理，不请教发问就难以获得更多的知识。
“学之乃知”，强调的是学习的重要性。“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强调人应该勤奋好学，“且死不休”。他在《论衡·感虚篇》中说：“寒不累时则霜不降，温不兼日则冰不释。”寒冷不积累一段时间，不会下霜；温暖持续一段时间，冰雪才会融化。做学问同样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问不识”，则强调在治学中“问”的重要性。“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即使聪明智慧的人，不学习也不会懂得，不求教也不会明白。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提到，“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人通过勤学好问获得知识并取得成就，就像骨头、象牙、玉、石需要经过精心的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一样。做学问需要不断地向他人请教研讨，不能闭门造车。
博涉古今
王充主张做学问要博览百家、海纳百川。在《论衡·别通篇》中，他说：“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强调学习要涉广博通，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尤其如此，只有博涉古今、兼通百家，才能成为博学鸿儒。
“人不博览者，不闻今古，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王充认为，不博览群书的人，不了解古代和现代，看不到事物的整体，不知道是对是错，就像眼睛瞎、耳朵聋、鼻子失去嗅觉的人一样。治学者只有了解古今，今以古鉴、古为今用，才能明晓事理、学以致用。王充还强调治学不仅要学得广，还要学得深。他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迹达到的地方不同，所能见到的事物也是完全不同的，治学一样也需要学得广、钻得深，才能获得更深厚的学问。
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年少时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勤奋好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他喜欢遍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反对信守一家之言。他认为“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不历览古今圣哲的著作，讲论事情就不能切近事理，只背诵经传、死记章句，不通古今，是做不出真学问的。
敢于“距师”
做学问应该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王充主张破除对所有老师和古人的迷信，要勇于“距师”，敢于问难求解。他在《论衡·问孔篇》中指出，做学问困难的是规避老师错误的教导，正确辨别是非曲直。
汉代儒生治学流行“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致使“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其中很多是无知的“庸庸之辈”。对此，王充提出要有问难精神，学会“距师”。问难不是一般的提问或请教，而是质疑，是经过潜心思考之后提出个人主张。“距师”则是对老师的见解不盲目附和，不泥古守旧，要敢于力排众议，经过讨论争辩来核定道理，从而做到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每句话都正确，如果弟子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
王充坚持治学要独立思考，绝不能盲从和迷信。在《论衡》中，他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抨击和批判。在当时汉儒学者将先圣先贤的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非议的境况下，王充敢于问难、“距师”，显得尤为可贵。
学为世用
王充主张学为世用、学用一致，尤其强调写文章要务实尚用，有补于世。他在《论衡·自纪篇》中称：“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认为写作应有益于社会，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
学问贵在能用。王充反对墨守经文章句，主张学习百家之言是为了应用，因为“圣人之言，贤者之语”都是“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有助于治家治国。在《论衡·超奇篇》中，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凡重视通融的人，可贵之处在于能与实际融会贯通，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文章仅仅能够诵读，没有“实际效用”，“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王充特别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因事而发。他在《论衡·对作篇》中指出，贤圣之为文，“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圣人作经艺，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圣人贤者所做的文章，可以匡正挽救不良的风俗，使民众的品行变得质朴淳厚，这正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他反对舞文弄墨之作，在《论衡·佚文篇》中指出，“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写文章不应是为了玩弄笔墨、堆砌辞藻，而应是为“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文人之笔，劝善惩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