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端午节，几乎整个华人世界，包括受华夏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亚国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纪念屈原。人们将纪念屈原的仪式，物化成一种人人爱吃的美食——粽子，和成千上万人共同参与、场面恢宏壮观的体育项目——赛龙舟，使一场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充满了浪漫色彩。这应该正合了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心意吧。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祭祀三皇五帝，那是对华夏共同祖先的一种礼拜，参与者主要是社会高层；对孔圣人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以及各地的文庙，参与者多为附庸风雅的文人骚客；此外，还有对家族高祖、远祖的宗庙祭祀等……而对屈原的祭祀却遍布全国各地，参与者芸芸众生，只要有江河，有村庄，到了端午节，遍野号子声，漫山粽子香。能够独享如此盛大祭祀礼仪的，只有著名爱国诗人、楚三闾大夫——屈原。屈原可谓千古传奇第一人。
屈原是23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出身贵族，学识渊博，善于辞令，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他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举贤授能，改革政治，变法图强，却累遭旧贵族势力诽谤、打击，被楚怀王疏运，遭楚顷襄王放逐。
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是在楚怀王二十一年，在靳尚、子兰等旧贵族势力的造谣、诬陷之下，屈原被楚怀王赶出朝堂，放逐到偏远的汉北；楚顷襄王三年，屈原又因直言朝政，被放逐江南，永不录用。屈原前后两次被放逐，加起来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贬谪、放逐之中。
“上洞庭而下江”＂（《哀郢》），“乘舲船上沅”，“朝发枉陼”，“夕宿辰阳”，“入溆浦”（《涉江》），“至今九年而不复”（《哀郢》）。从诗人的自述中，可以初步判定，屈原在以溆浦为原点的雪峰山区域内，停留的时间至少在九年以上。也正因为如此，在泸溪、沅陵、辰溪、溆浦等地，既有五月初五的小端年，更有五月十五，节日气氛更浓的大端午。当其他地方的端午节已经�旗息鼓时，沅水中游地区的端午节才刚刚开始，人们吃粽子、赛龙舟、走亲戚、喝米酒、唱傩戏、敬鬼神、放铁炮……五彩旌旗，锣鼓助威，唢呐煽情，年复一年，一场场祭祀屈原的节日将持续11天时间。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赴湘流”，“从彭咸”，屈原在报国无门，万般无奈之下，早有效法先贤彭咸投水自沉的意愿。公元前283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目睹楚国国势每况愈下，理想中的“美政”无法实现，怀着满腔哀怨和愤怒，抱石自投汨罗江，以死来表达对楚国旧贵族势力的强烈抗争。在屈原投江的现场，当地民众自发地用最快的速度划舟相救，却找不到屈原的踪迹，于是人们把饭团用树叶包裹投入江中，希望江中的鱼虾水怪不要去吃屈原的尸体。
原本每年的五月五日，是远古时人们祛病防疫的日子，人们在这一天挂菖蒲、插艾叶、喝雄黄酒、泼大蒜水，用来驱蛇虫、灭蚊蝇、防疫病、祛邪避灾。自从屈原抱石投江以后，人们在每年的五月初五都会自发地到江边赛龙舟、抛粽子以纪念屈原。久而久之，端午节也就演变成人们祭祀屈原的节日。正如唐代诗人文秀所吟：“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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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纪念屈原，除了他高尚的人格情操、真挚的爱国热情和刚正不阿的抗争精神受到人们的尊敬之外，诗人屈原在诗歌艺术方面的成就，更加令人瞩目。西汉淮南王刘安，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出高度评价的思想家、文学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屈原列传》，详细记载了屈原的生平事迹，以及《楚辞》主要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所展示的意境，是后世研究屈原的主要依据。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叙言中介绍 ，“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基本上沿用了太史公对屈原的评价。
王逸对屈原作品的艺术造诣，更是极尽推崇溢美：“《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
屈原创作的“楚辞”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二十五篇。屈原的诗歌作品具有相当鲜明的个人风格：构思奇特，文辞华丽，天马行空，乘龙驾雾，上天入地，将现实生活、理想追求和神话传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表达作者无比崇高、无比美好的情感。
屈原在“楚辞”上的创作成就，成为一座艺术丰碑，后人只可仰望而难以超越。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评价《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以并能矣。”说《楚辞》的气概超越古人，屈原的辞藻横绝后世，其实，《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各自登上了一种文学体裁的顶峰，后世文人骚客是无法进入和超越那个时代的，因此也就很难超越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后世的人们，还有很多对屈原以及《楚辞》评价的文章和诗篇。如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认为屈原虽然远去了，他的词赋却可与日月争光。杜甫的“窃攀屈宋宜方驾”。说屈原、宋玉的辞赋精彩绝伦，是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又如杜牧“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叙述了郑袖得宠的妖娆之态，放肆得如同喝醉了酒，而尽忠为国的屈原，却身世飘零如随风而逝的蓬草，对屈原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表达出深深的同情。
清嘉庆年间溆浦藉官员严如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屈原》。他认为屈原品行清高，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忠于国家，忠于君王，几乎到了愚忠的地步，“俾天下后世知臣子之于君国，有如是”。文章指出《孟子·万章》分别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列为圣人，都是因为他们在某个方面表现突出，如果屈原出生在孔孟之前，孟子也会把屈原列为圣人，那么屈原应该是圣之愚者也。
对于屈原的评说向来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没有标准答案，也不需要标准答案；就如同再过一万年，人们也不能完全读懂《楚辞》，更不可能完全解答清楚《天问》一样。笔者认为，屈原的传奇和贡献，一切源自《楚辞》。《楚辞》之前，一部《诗经》将远古以来宫廷和民间所创作、流传的优秀诗篇，全部囊括其中，自此以后，高层交往引经据典，“不学《诗》，无以言”。之后的三百多年，诗歌创作归于沉寂，优秀的诗歌作品乏善可陈。《楚辞》较之中规中矩的《诗经》，绝对称得上是别开生面的另类。《楚辞》的诞生，打破了诗歌创作中几百年的沉闷，突破了《经》的禁锢，从此以后，诗人骚客们才有了大胆创作的空间。屈原的作品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十分深远，如李白诗歌中“欲上青天揽明月”、“我欲攀龙见明主”、“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等等，其浪漫与夸张，明显地打上了《离骚》的烙印。著名《楚辞》学家吴广平先生称：“屈原的出现，是中国诗坛一次辉煌的日出”。
屈原的爱国、爱民情怀，以及他为后世留下的不朽诗篇，正如屈原所写《涉江》所述：将“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