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教科书上，”形而上学”是这样被定义的：形而上学是指与辩证法对立的 ，用孤立 、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但即便是中学政治课考满分的学生，也未必能够准确的说出一个”形而上学”的例子。然而，一个无知的小孩子有时候经常会问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例如：
儿子：六一儿童节到了，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陪我在家玩呢？
爸爸：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呀！
儿子：为什么要上班呢？
爸爸：因为要挣钱呀！
儿子：为什么要挣钱呢？
爸爸：挣了钱才有钱买吃的呀！
儿子：为什么要买吃的呢？
爸爸：因为人得吃饭呀！
儿子：人为什么要吃饭呢？
爸爸：因为不吃饭就活不了呀！
儿子：人为什么要活着呢？
爸爸：……
很多问题就是这样，聊着聊着就聊到一个可以终结聊天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形而上学所讨论的就是所谓的”存在的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追寻所谓的”客观真理”。由于形而上学追寻真理，但也过于强调真理的唯一性和客观性，而忽略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被一些意识形态斥为”孤立的、静止的”。
亚里士多德
事实上，形而上学并非如中学教科书中所讲的那么不堪，它原本是经典哲学中的重要分支，以至于经典哲学家中大部分都是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的英文是metaphysics，其出处是这样的：安德罗尼柯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理论时，对于研究现实事物的那些理论起名为physics（物理学），但对于那些研究“规律”的理论，由于实在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好，于是就叫做metaphysics（物理学之后）。
metaphysics这个英文单词并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直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阅读中国《易经》时发现其中有一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越想越觉得说的在理，于是就将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意思是“研究事物客观真理规律的学问”，这与易经的本意也是贴切的。
相对于物理学研究的是“存在”的本身来说，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存在”的本质，即事物规律与客观法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理论绝大部分的探索领域都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例如构成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宇宙的起源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欧几里得
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大多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乐此不疲，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哲学的意义几乎等同于”追寻真理”。”追寻真理”这件事其实起源于数学，确切地说是来源于几何创始人欧几里得。欧几里得对几何学规定了五条”公理”，分别如下：
过两点，能且只能作一直线。
线段可以任意地延长。
以任一点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可以画一个圆。
凡是直角都相等。
两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侧两内角和小于两个直角， 则两直线则会在该侧相交。（平行线不相交，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该直线平行）
所谓的”公理”就是不需要证明，永远为”真”的定理。欧几里得通过这五条公理推导出了庞大的整个几何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欧氏几何”，所以”欧氏几何”的存在是建立在几条必然为”真”的公理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几条公理就是欧氏几何的”本质”。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没有任何人能够对这几条公理提出质疑，也没有人能够推翻欧氏几何庞大而严谨的数学大厦。而欧氏几何从公理出发，用理性推倒出后续万物的做法，也给了哲学家深深的启发。于是，哲学家在思考，是否在哲学领域也有一些”永恒不变的真理”在左右着世间万物，只要找到这些真理，便可以了解世界运转的规律与人生的意义。于是，形而上学就产生了，而第一批形而上学家也经常同时是哲学家，例如笛卡尔。
然而，也有很多数学家敏锐的发现，欧氏几何中前四条公理都非常简洁，然而第五条公理非常复杂，与前四条显得格格不入。于是，很多数学家试图用前四条公理推导出第五条公理，然而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世纪，德国数学家高斯、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德国数学家黎曼等人各自用另一套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把第五条公理彻底推翻，居然可以推导出与欧氏几何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完整的几何理论。
罗氏几何（双曲几何）
罗巴切夫斯基提出，在一个平面上，过已知直线外一点至少有两条直线与该直线不相交，由此创立了”双曲几何”，也称为”罗氏几何”。而黎曼则提出，在同一平面上的任何两直线一定相交（过直线外一点，一条平行线也没有），由此创立了”椭圆几何”，也称为”黎曼几何”。相对于欧氏几何，罗氏几何和黎曼几何被称为”非欧几何”。更重要的是，”非欧几何”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空间原理的利器，无论从理论推导还是实验数据，都证明了”非欧几何”的正确性。
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
“非欧几何”的发现，在数学界是一个轰动，在哲学界更是轰动。因为这意味着”永恒公理”被推翻了，那么世间还存在所谓的”公理”吗？如果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公理”，那么形而上学所追寻的”绝对客观”就是不存在的，形而上学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这就形成了经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分水岭。现代哲学普遍已经抛弃了对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追寻，取而代之以”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证伪主义”代替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基本就等同于”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答案”，因此形而上学走向了没落，哲学研究偏向于实用化，哲学家们也不再那么”较真儿”了。
那么形而上学就应该作为”糟粕”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吗？我认为恰恰相反。虽然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也不该再在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较真，更不该宗教化和神学化，但形而上学的不断追根溯源与探寻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是值得传承下来的。这也许是形而上学留给现代哲学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在现代社会继续研究哲学的最有价值的地方。
简单来说，我们且不去管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就说我们每个人在工作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一个新的问题，你的解决方式一般有两种，要么“指标”，要么“治本”。如果你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指标”，这是因为你只在乎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探寻问题本质，先找出根本原因，再对症下药，这就是“治本”，这是因为你在乎这个问题“为什么”。
“更快的马”还是”更快的速度”？
举个现实中的例子，在100多年前，有个人出去做客户调研关于交通工具的需求，几乎所有人都反馈马车太慢，希望能够提高马车的速度。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立即跑到马场去选马配种，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他却没有立刻去做马匹的配种，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更快，意味着相同的距离用更短的时间，意味着可以更早地到达目的地”，于是他想明白了，客户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快的马车，而是更快的速度。马匹的速度再快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如果要从本质上改变速度，则必须用机械来解决。于是，一个新的idea诞生了，这就是“汽车”发明的故事，而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亨利·福特。
在商业领域，为客户服务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我们希望客户描述清楚自己的诉求，以便掌握客户的痛点，对症下药。这个逻辑看似没什么问题，但其实问题很大。客户能够描述的只是自己感受到的痛点，也就是问题的表象，而表象背后的原因则需要深入挖掘才能知晓，这也就是“探索事物本质”的一个典型过程。对于客户来说，这样的过程往往是难以完成的，按照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了解到客户自述的表象后，应该深入思考在问题表象之下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治标又治本，这是形成优秀用户体验的基本前提。
作为人，何谓正确？——稻盛和夫
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持续宣传自己的”经营哲学”，之所以他将之称为”经营哲学”而不是”经营管理学”，就是因为他的理论中就有形而上学的内容。例如，他提到经营企业的根本是在于不断的探索“作为人，何谓正确”，这句话本身也是探索事物本质，“何为正确”即探索“正确的本质”是什么，这便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们经常需要对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判断结果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而这个视角则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错误的价值观就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很多时候，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正确的，当自己做出的判断导致不良结果时，也就不会从自己的价值观方面找原因，而是找问题的原因，找外部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作为人，一错再错”。
当一个问题发生时，做出判断前，先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此地产生这个问题，而不是他时他刻他地。按照这种思考的路线，就会挖掘出问题背后的逻辑，并首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原因，考虑如何从自己的环节来避免同类问题的发生。这是实践“作为人，何谓正确”的第一步。
形而上学的问题不用较真，但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值得延续，虽然”本质”可能永远都无法探寻到，但”探寻事物本质”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带给现代人类的最宝贵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