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社会秩序视为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律是构成社会秩序的骨架，道德则给了它血与肉。
商业代孕，便是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
伴随着郑爽、张恒代孕生育龙凤胎的消息爆出，代孕瞬间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一对明星情侣，在美国代孕生育一对儿女，母亲又在孩子7个月时，决定与孩子父亲分手，进而对这双儿女不闻不问。
一众郑爽的粉丝，开始辩解：代孕生出的孩子，母亲不是郑爽，那个生孩子的美国女人，才是孩子母亲啊，凭什么让郑爽承担这个责任呢？
这种言论真的有道理吗？
什么是代孕？
按照社会学的界定：代孕，仅指能孕女性接受委托，同意将他人的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宫，由自己代替他人孕育、分娩新生儿的法律行为。
如果说得再准确些：代孕只是整个“代孕生殖”中的一个阶段。
请注意，代孕被界定为法律行为。它是整个代孕生殖的起点，是代孕者、生育者、代孕结构与国家的法律博弈。
与正常的生育不同，代孕不属于自然现象，而是人的社会法律行为和社会法律现象。
代孕生殖，是人工采精、采卵后，在试管杯皿中促使卵细胞受精。新生命最初在培植箱中培育，待胚胎发展到8到16细胞期，再植入非卵细胞生成女子的子宫，由该女子代替他人孕育，直至分娩。
在汉语中，亲生父母和生身父母同义，但在代孕父母这儿，两者便有了本质差别。
亲生母亲，便是雇佣代孕的买家，因为孩子的基因，继承自她，而与代孕者毫无关系。郑爽是她代孕孩子的亲生母亲，这毋庸置疑。
生身母亲，便是代孕者，经历了十月怀胎和痛苦的分娩，孩子确实是从代孕者肚子里降生的。
在西方人的认知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交易：
第一，生育者提供报酬，这是购买行为，只是购买的东西很特殊——孩子；
第二，第二，代孕者出于金钱等考虑，自愿代孕，这是劳动行为，只是这种劳动奇葩——生娃；
第三，代孕机构作为执行者，保证双方诉求达成，并收取佣金，这是中介行为。
但以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来看，这是实打实的伦理困境：
母亲不止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母爱之所以伟大，是血缘上的联系，也是亲情上的付出，一个不愿意经历十月怀胎、分娩痛苦的母亲，一个拒绝承担养育责任的母亲，称得上母亲吗？
而一个为了钱生下孩子、没有血脉联系的母亲，尽管经历了生育的过程，但又如何称得上母亲呢？
经过代孕生下的孩子，看起来，有两个母亲，但实际上，生下来，就是孤儿。
当这些代孕的孩子降生后，被发现患有残疾，或遗传了先天疾病后，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生母、和他们远在天边的父母，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
他们的归宿是孤儿院，或者，是街头。代孕机构不会管他们，而生母和父母，也都有自己的道德出口：
生母会说，她只是打工赚钱；父母会说，他们没有亲自生下来。
在美国，这样的孩子并不鲜见。他们，揭开了代孕的3个阴暗面。
西季威客说:“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最重要、最必要的社会行为规则通常是由法律强制实行的，那些在重要程度上稍轻的规则是由实证道德来维系的。”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代孕必须禁止，因为代孕便是礼崩乐坏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不可控制。
第一，代孕是在对生命定价。
代孕初衷是帮助不孕夫妇克服生理缺陷，实现为人父母的夙愿，但当它被置于市场情境中，代理孕母便成了赚钱机器和生育工具。
孩子成了商品，骨肉亲情可以用金钱衡量。这是对社会伦理的极大冒犯与干扰。
且商业代孕是逐利的，它会设置过高的经济门槛，使得贫穷的不孕不育夫妻，根本付不起代孕的钱。
代孕，便会成为一种奢侈消费，代孕的孩子，便会成为有钱人的奢侈品。
第二，代孕是在侵害人格尊严。
在商业代孕中，代孕者、生育者、代孕机构，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这其中，代孕者，或者叫代理孕母，扮演了一个毫无温情的角色：
生育机器。
她拿钱生育，生完走人，协议要求她必须彻底与自己生下的孩子断绝联系。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她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而在代孕者身后的社会关系里，她也许是个女儿，也许是个姐姐，也许是个妹妹，有谁希望，自己的女儿或姐妹，去当别人的生育机器呢？
第三，代孕是在给社会划分等级。
国内有一些公知，大肆推崇美国的代孕模式，称：“代孕既然有社会需要，生殖技术又为它提供了可能性，它就会有现实必然性。”
部分人需要，不是它合法存在的理由！难道一个国家会因为一群赌鬼的需要，而大力推广赌博吗？难道因为瘾君子的需要，鸦片就该合法？
这些公知的言论，又是承袭了“个体自由压过一切”的西方逻辑，本质上，是在合理化社会不公、是在为社会分级铺垫，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压倒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一旦商业代孕合法化，代孕会成为有钱人的奢侈消费，生命权也会极大地倾斜向富人群体，更为重要的是，生命可被量化之后，富人会无节制地侵占穷人的生育资源。
一个极端的情况，富人可以让穷人代孕，生育上百个自己的孩子，这些富人的孩子，又会继续侵占穷人的资源。子子孙孙无穷尽。
任何对生命的买卖，都应当被禁止，因为，生命无贵贱，没有三六九等。
向商业代孕说不，本质上，是我们在拒绝对生命明码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