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外逃贪腐官员数量和外逃腐败资金的规模，最近可查的权威数据是10年前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所披露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而贪腐资金的转移往往和偷逃税、避税关系密切，监管宽松同时为客户资料保密的离岸中心，便成为贪腐人士最青睐的“避税天堂”和“洗钱天堂”。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落马后，被查明和女儿在维京群岛成立有一家名为“东亚贸易集团”的离岸公司，两人均担任公司股东，这家离岸公司被认为系张曙光与贿赂者之间用来进行利益输送和购买物业的主要平台。
贪官在海外的“隐财术”，远不止这些。然而，他们的这些小伎俩，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经济财产转移：
买房子、办公司，肥了地下钱庄
近几年，通过在海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逐渐成为贪官转移赃款的主要方式，大多数腐败分子在落马或出逃前，会先将其家属或情人转移到境外，并购置不动产、理财产品、名车等。这些贪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某些腐败官员有负责地方财政或经济工作的经历。
在任时，张曙光在铁路系统内的口碑就已极差，长期孤身一人在北京，其夫人王兴和孩子一直在美国居住。
上世纪末，王兴就在美国买房、开公司。2004年，张曙光被提拔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作为商人的王兴，借助丈夫的关系疯狂敛财，并通过海外离岸公司在海外购置地产，将赃款转移。
早在2002年11月，张曙光和王兴就在美国洛杉矶的核桃市全资购买了一套别墅。这座别墅占地近2793平方米，当时买价为86万美元，房主署名为王兴和张曙光二人。山西晋城女商人丁书苗被抓后不久，张曙光立即赶赴美国，目的是隐匿海外资产。美国房地产文件显示，2011年2月2日，这幢住宅的屋主发生变更，张曙光将自己的名字去掉，户主只剩王兴一人。
中国迄今仍然实施外汇管制，大陆地区每个公民每年的结售汇不能超过5万美元。大部分贪官便通过地下钱庄，将赃款转移至海外。地下钱庄通常以“投资公司”“商行”或者“移民服务机构”的名义，让客户把人民币打入钱庄指定的中国账户，地下钱庄扣除手续费后，按当天的汇率将港币或美元打入客户在境外的账户。在这套“黑色链条”里，黑吃黑是常态。
还有的腐败分子，在国企境外公司上做文章，中石油等腐败案例显示，一些企业境外公司成为向权贵家庭输送利益的管道。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曾透露，因为审计力量不足，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对国有企业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央企境外投资及财务管理不够完善，某些央企海外资产处于监控“真空”，海外资产和投资效益历年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给腐败分子转移国内资产，提供了机会。
为留后路，贪官转向政治投资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某副局长表示，很多出逃人员学历不高、语言不通，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圈，就是在华人圈也不敢多露面，有的人还受到当地黑社会组织的敲诈。他说，“我们曾经缉捕回来一名基层银行的行长，在国内时春风得意，受人尊敬，出逃国外后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见到抓捕民警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总算来了’。”
因此，有的贪官“未雨绸缪”，为取得在国外合法的居留权，进行有目的经济投资，从而取得政治身份。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主任高山，2005年初因东北高速失款案暴露，携巨款逃往加拿大。在此之前，他曾经18次出国考察，为其外逃踩点探路。
然而，想要踏踏实实地落脚海外，并不是那么省心的事。去年4月，洛杉矶一家由陈莹莹负责的华人移民事务所，因涉嫌以投资移民为名目进行诈骗，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联合查封。客户将资金汇入陈莹莹的账户，存入银行生利息以后，这笔利息就给她作为报酬。过一段时间，她将一部分“投资款”返还给客户，其客户只要花很少钱就可以拿到移民签证，而实际上的“投资款”根本就没有落实到投资上。
在陈莹莹的客人中，有两名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人物：13号外逃人员、武汉市发改委原主任徐进以及第66号外逃人员、徐进之妻——中国人保湖北分公司原副处长刘芳。徐进2009年被任命为武汉市发改委主任，第二年便辞职下海，2011年5月携妻逃往美国。夫妻俩因涉嫌受贿等犯罪，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徐进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不可谓“不懂经济”，最后却难逃玩火自焚的结局。
知情人士指出，大部分贪官的海外投资，秉持了中国人较习惯的国际大行存款理财、房产投资、实业投资、教育投资，贪官移民第三代已开始尝试进行政治投资。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曾经一度出现在媒体开列的“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在父亲的“照顾”下，其子程慕阳成功变身为加拿大地产大亨迈克尔·程，在海外开发了不少大型基建项目，并于2013年在温哥华临近海湾买下一座65公顷的建有私人机场的小岛。为使女儿程颂莲获得政治前途，程慕阳用捐款的手段帮助其成为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卑诗省分部主席。
程维高在国内负责帮儿子“输血”“打招呼”，荫庇儿子空手套白狼攫取第一桶金，孙辈在国外接受教育并试图攫取政治地位。祖孙三代的“跨国投资”，从商业、教育到政治，可谓节节攀升。
资产转移了，殚精竭虑的生活才开始
这些贪官坐拥“巨额资产”，变着花样转移财产，看似游刃有余，实际上，他们背后潜伏着深深的恐惧。随时降临的正义审判，令其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在反腐热剧《人民的名义》中，京州市副市长兼光明区区委书记丁义珍，案发后出逃到美国后，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这何尝不是现实中某些外逃贪官的真实写照。
在转移资产过程中，有的贪官大玩“隐身术”，意图逃避追查。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将赃款存入空壳公司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户，并串通新加坡“中央人民币汇款服务有限公司”的老板，通过指定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将巨额资金转移至新加坡，最后存入其妻子的账户。
在整个资产转移的环节，李华波销声匿迹，自以为“无懈可击”，最终，这个“亿元股长”仍难逃法网。2015年5月9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下，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更有的贪官虽然成功将赃款隐瞒转移，人也逃出去了，但没有国外合法身份，没有投资渠道和理财能力，加上语言不通，生活窝囊至极。“红通一号”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国，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度日如年。
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原经理和法定代表人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赃款外逃至泰国，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分别更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为掩人耳目，陈满雄不仅做整容手术“改头换面”，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被捕之前，陈氏夫妇连去市场购物也只能晚上去。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制度性的威慑力和约束力已经形成，腐败分子往海外转移资产、逃避制度监管越来越困难。贪官违法得来的钱见不了阳光，房子车子不能买，家里藏不得，海外转不出去，只有早日向组织交待，或可以按法律规定从轻发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减刑公示消息：罪犯罗菲，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服刑。2017年8月16日，刑罚执行机关以罪犯罗菲获得一次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奖励为由，建议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不超过8个月。
罗菲原本的身份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歌唱演员，女高音歌手。但最终让她因受贿身陷囹圄的身份，是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的特定关系人。
2014年10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张曙光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指控，2000年至2011年间，张曙光分别利用担任原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7181315.35元。
就在十多天前，媒体刚刚披露了张曙光减刑的消息。北京市高院公布的刑事裁定书显示，司法部燕城监狱于2017年2月13日以罪犯张曙光在死缓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为由，建议对张曙光减刑，死缓减为无期。
张曙光在铁道部素有“裸官”之称。他在受审时供述，2005年年底，他刚被提拔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不久，就认识了铁路文工团的女歌唱演员罗菲，“之后就喜欢上了罗菲，可以说是非常喜欢她。”
张曙光称，在追求罗菲时，他的花销开始变得较大。当时今创集团总裁戈建鸣找张曙光，并表示有事尽可以找他。后张曙光给戈建鸣打电话，说需要用一些钱，让其准备200万元送到北京。
戈建鸣到京后将一个黑色拉杆箱交给了张曙光，里面装有200万元现金。其中七八十万被张曙光放在保险柜内用于他和罗菲的日常开销。后来，张曙光又用其余的钱加上自己的积蓄给罗菲买了房子。
2011年6月13日，在张曙光被抓3个多月后，罗菲因涉嫌受贿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监视居住，同年6月2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刑拘，2012年1月，被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取保候审。
2013年11月7日，罗菲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受审，后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判决书中披露了罗菲收受贿赂的事实：2007年上半年至2011年1月间，被告人罗菲明知广州某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给予其财物，是为讨好其情夫张某，以获得张利用担任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提供帮助，仍在北京、香港等地，多次收受杨某给予的折合人民币共计157.686万元的财物，并征得张同意或者于事后告知张。
判决书中的杨某，正是曾向张曙光行贿的广州中车公司法人杨建宇。据杨建宇回忆，2007年下半年，他和张曙光、罗菲一起在香格里拉饭店吃饭，张曙光向他介绍了罗菲，当时就感觉到他们是情人关系。随后不久，罗菲表示想换辆车，杨建宇表示愿意“赞助”，张曙光也没有反对。杨建宇便给了罗菲30万元。
此后，为讨好张曙光，杨建宇又曾出资30万帮助罗菲购买手表，并在自己公司为罗菲安排了一份宣传总监的工作，在罗菲不做任何工作的情况下，每月支付其工资，共给了她49.6万元。
一审宣判后，罗菲曾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二审刑事裁定书显示，罗菲认为其与张曙光之间不存在利用张曙光的职务便利为杨建宇牟利的通谋，请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北京市高院经审理，仍然维持了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