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最后几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实施了20多年，主要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正式废除。这是继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废除劳教制度后，被废除的第三项“收容系”制度。
废除“收容系”制度，契合程序正义
“收容系”制度是具有强制性的准刑罚制度，但共同特点是，不需要通过法院审判，只需要由执法机关单方决定即可执行，甚至难以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获得救济。
收容教育制度可追溯至近30年前。改革开放后，一度消失的卖淫嫖娼现象又开始出现，1991年9月《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出台，提出“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6个月至两年。”随后两年，配套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实施。
从一定意义上讲，收容制度在特定时期维护了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由于卖淫嫖娼在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观念之下“见不得光”，这项制度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相对于受到普遍批评的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除一些专家学者和部分媒体提出过问题外，收容教育的制度并没有受到大范围非议。但十八大以来， 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收容教育制度就愈发显得格格不入。
人身自由是基本的个人权利，也是中国宪法着重保障的基本权利。“收容系”制度的实质在于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对人进行思想改造或者行为矫正，但根据现代刑罚的基本价值观，非经正当程序，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均不能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
因此，废止法外施刑的“收容教育”是唯一选择。这一制度的废除，也意味着我国法治在迈向程序正义的道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这种“保护人身自由”的实质正义目标，和“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序正义理念相结合，才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基石。
废止收容教育，不是为卖淫嫖娼张目
这些年，谈到“废止收容教育制度”，总有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在为卖淫嫖娼张目，担心卖淫嫖娼会因此反弹。
但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后，卖淫、嫖娼行为仍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此外，刑法也规定了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等罪名。
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和坚持程序正义、保障法制统一并行不悖，甚至相辅相成。用“法律”而不是“办法”来追责，不仅是法治社会的要求，更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必需。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方面改革也逐步深化，利益格局复杂，应当看到，民众对公平正义的体验越发“敏感”、要求在进一步提高；也更可能因为不公平和非正义而激化矛盾。
程序正义是调和各种正当合理诉求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制度设施，其本身不对各方面诉求的实质内容做评价，而主要通过公平的呈现，以审慎说理的态度，以居中裁判的方式给出结论。因此法治供给侧的改革中，进一步提高程序正义，是调和社会各种矛盾和纠纷的重要公共产品。
废除收容教育制度，是中国迈向程序正义的新成果，但显然还不是最终成果。就像越高精尖的机器越难制造也越难维护一样，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为精微，也更难以维护，这就需要从立法到执行到监督等方方面面的通力配合才可能实现。
新时代的经济社会条件，需要新的公平正义制度，程序正义是一个核心选项。废除收容教育制度，是中国迈向程序正义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条更高要求的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