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