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 •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在俄国一个袭族贵族家庭。托尔斯泰幼年活泼顽皮又多愁善感、富于幻想，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看到周围的生活有快乐、有忧伤，尤其是当看到善良忙碌的家仆穷困痛苦时，他幼小的心灵便悄然萌生出羞愧和自责，从此这种感情似贯他的一生，使他时时进行自我剖析，求得道德上的完善。
13岁时，托尔斯泰来到喀山。16 岁时，年轻的托尔斯泰身穿海狸皮大衣，戴着白手套、三角帽出现在喀山大学。喧嚣的上流社会生活从此抓住了托尔斯泰。尽管他故作矜持，心中对这种生活却深感兴趣。童年绚丽的幻想，恍惚不清的理想都淹没在喀山生活的旋涡里，他的宗教观念也受到破坏。然而，年轻人在喧嚣中越来越感到孤独、厌恶，他思考着周围的虚伪。他开始扎人知识的海洋，深入研究法学、首学、文学。阅读别林斯基、普希金、果戈理、歌德、卢梭等人的作品，期望找到解决现实矛盾的答案。
19岁时，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喀山大学，继承了波良纳庄园，成为年轻的地主，开始着手经济管理，农事改进，试图改进农民的生活。同时，无法遏制的对真理的探索促使他自学地理、统计学、外国语、音乐、绘画、医学、文学……他急切地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然而，面对农事改革的失败、农民的贫困，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日记中记满他猛烈鞭挞自己的话语。
1851年，3岁的托斯泰在高加索伍，经考试，获准尉军衔，后至中尉。他从士兵和山民身上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优秀精神。26 岁那年，斯泰回波良纳，不久又到塞瓦托波尔港，克里米亚战争的战火正在那里燃烧。一种献身的精神鼓励托尔斯泰亲自参加了战斗，“危险常常从身边掠过”。他写下了(瓦斯托波故事》等战地作品。为俄国文学中士兵心理描写奠定了基础。
1855 年，27岁的托尔斯泰以军事信使资格来到彼得堡，这位在文学界已知名的青年军人从此踏人了俄国文坛。1857 年，他到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旅游。8个月后，回到波良纳，便沉迷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管理。他想劝说农民赎回土地，但农民不敢相信一个贵族老爷的善心。托尔斯泰决定办学校唤醒农民的意识。他出资办学，招收农民子弟，甚至出国考察西欧教育。波良纳学校的声誉传出图拉省，传到彼得堡，甚至国外。
作家并没有忘记文学的使命。从1862年至1869年托尔斯泰又写出了天才史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小说以1807年国外战争和1812年卫国战争为背景，以四大家族生活变迁为主线，展示了战争前后15年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和各个阶层的生活，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作家以“自我道德完善”来消除人世罪恶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完成了，作家并没有轻松，他内心又产生某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想要什么?我究竟想要什么呢?”作家对自己害怕恐慌起来。这一时期，他的精神探索极为紧张。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并未给农民带来自由幸福，相反，到处都可以看见贫困和掠夺。他所期望的人人道德高尚、幸福、心满意足的理想在俄罗斯大地上像个遥远的梦。
1873 年至1877 年，作家花了4年时间写成伟大著作《安娜·卡列尼娜》，塑造了一个被上流社会扼杀了青春、生命的安娜。安娜的悲剧是对整个上流社会的控诉。但是，作家的思想是矛盾的，小说中仍宣扬着他的“自我道德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完成这部小说后，作家的精神危机加深，他停止了一段时间的创作，甚至想自杀。
1881年，托尔斯泰一家迁往莫斯科。作家当时已闻名于世。好朋友崇拜者伴随着上流社会的娱乐生活一下子充满了这个家庭。托尔斯泰深感痛苦和厌恶。他写道:“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那个阶级的生活。他接近人民，去参观监狱、听审讯，去收容所和贫民住区访问，还组织了赈济灾民的活动，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托尔斯泰大胆地向统治者的世界发出炽烈的控诉。
1889年至1899年，作家用10年之力完成了不朽的长篇小说《复活》，提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和最复杂的问题。托尔斯泰没有一部作品像《复活》那样，对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批判那样有力，也没有一部作品像《复活》那样无情地暴露教会、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伦理的罪恶。
《复活》触怒了社会，酝酿了多年的加害作家的计划出笼了。托尔斯泰被开除教籍，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毁谤。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竟寄来绳子，让作家吊死。然而作家赢得了人民，安慰和同情的礼物、信件从国内、从世界各地飞往波良纳。
晚年的托尔斯泰生活在波良纳，生活很困难。作家不要伯酹头衔，拒绝出任法庭陪审官，公开声明放弃财产所有权和版权，要求全家人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些都引起了家庭矛盾，妻子常和他发生冲突。托尔斯泰难以容忍，终于在1910 年10月 28 日深夜，乘一辆轻便马车离家出走。秋雨绵绵中，这位 82岁的老人病倒在乌拉尔铁路线的阿斯塔沃小站，11月7日与世长辞。
尽管政府力图封锁作家的死讯，但成千上万的人还是赶来为作家送葬，农民们举着旗幡走在灵柩前面,旗幡上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关于你的善行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些失去亲近的人的波良纳农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