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的学科定义，会把《春秋》归为历史学，但中国传统观念却并不这么认为。中国传统中并没有现代人一样的历史学概念、历史观。现代的历史观是一种“客观”历史观，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就是求得这些事实。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则是一种“大义史观”，即认为历史中存在着“大义”，而且这个“大义”才是历史的核心。
这就是一般人都熟知的“春秋大义”。关公关云长后来封神，成为义的化身，生前有一个标志动作就是“夜观《春秋》”。小说家安排这个情节更多是一种象征，象征关羽拥有着 “春秋大义”。
前面我已经对“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史做了介绍。“文以载道”是贯穿于整个“文”的发展史的，包括“文章”、“文字”，以及“文字”之前的“文”。“春秋大义”与“文以载道”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春秋大义是文以载道的一个具体表现。《春秋》是文字记录，“大义”就是“道”。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春秋》经文的文风和体裁来看，是直接承接甲骨文的。在整个《五经》中，《春秋》与甲骨文资料的继承关系最为明显。除了文风和体裁高度相似之外，记录的内容和记录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前面我已经指出，甲骨文和《春秋》所记录的都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两者都是历史。是中国有意识地系统性地记录历史的最初形态，当然，甲骨文比《春秋》更原始。而且历史记录的主角都是天子或国君，都是“帝王史”，这也是后来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史的起点和原因。所不同的是，甲骨文记录的更多地是占卜事件，事实上也是对重大决策的记录，占卜是当时重要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春秋》则扩展至一般性的重大事件，不再局限于占卜。
甲骨文记录的目的是用作祭品去祭祀。记录甲骨文的甲骨被穿成串，叫“册”。在甲骨字形中，“册”中所穿成串的，正是由长短不齐的竖线所代表的甲骨。把“册”放到祭台上，或双手捧着“册”以献给神叫“典”，即“典”就是以“册”为祭品的祭祀仪式。在甲骨文字形中，“典”的上边就是“册”。“册”字的字形就是直接从甲骨串而来，而非后来的简册。
注意，“册”和“策”同音，原始义项也相同，这意味着两者有又密切关系。仔细研究“策”字可知，其原始意思是指作为起源原始形态之一的书契，而且更是指书契的象“刺”一样的契齿文。“策”的“刺”的本字都是“朿”，其甲骨字形就是对契齿文的直接刻画。而契齿文就是数字符号，指代数，通过数齿（刺）的个数来计数，因此“策”也可以指代数，所谓的“筹策”。故此，甲骨文的“册”又是对书契“策”的继承。
甲骨文从书契中所继承的，不仅有外在的书写方式，还有内在的“文以载道”的机理，甚至还有基于“文以载道”的祭祀原理。书契是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之一，是汉字之前“文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以载道”的。在结绳书契时代，契约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在契约双方是秉持的诚信和道义，而契约则是承载诚信和道义的符号（文）。
商王之所以遇到重大决策要去占卜，又把占卜的过程用非常昂贵的方式记录下来，倒不在于占卜本身能提供多么重要的信息，而是占卜过程能够表达商王的诚信和虔敬，而诚信和虔敬就是“道”，就是“义”，即《中庸》说的“诚者天之道”。占卜中所秉持的诚敬之道，与结绳书契中所秉持的诚敬之道，是同一个道、同一个义。
事实上，就是用作祭品去敬神，也是甲骨文对书契和结绳的继承。在甲骨文之前，结绳和书契已经被拿来用作祭品了。以结绳或书契为祭品的祭祀不妨称之为“契约祭”。事实上“契约祭”在三代时期有一个专有名称，叫“祼”，或者“灌”、“盥”。而且以“契约祭”去指代一切的祭祀仪式，这就是“祀”。甚至再扩展一下，用“契约祭”去指代一切合理的行为，就是“礼”。
“礼”的甲骨文字形为下面一个“豆”，为盛放祭品的礼器，上面为放置在“豆”器中的“丰”、“干”等相近字符所指代的祭品。再进一步通过对“丰”、“干”、“玉”等甲骨文字形进行考释可知，这些字符所指其实都是书契，其字形都来自契齿文。“玉”本身也是一种书契，“玉”的字形也是来自契齿文。
些字形的横线都是契齿文的“齿”，也叫“策”、“刺”，指代数字。中间的竖线则是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的边界。契齿文是完整地刻画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上，然后一份为二，左右契分别保留完整契齿文的一半。
注意，就连“半”字也是来自契齿文，上面是一个“八”，下面是少一横的“丰”，也是指代一对书契。“八”的意思是“分”。这个字形的意思，是把一对刻画好的书契分开，分成左右两“半”。类似“丰”字符的字形一般都是指代契齿文，由于横线指的是数字，可多可少，因此几横都是一个意思，可三横，可两横，也可一横。在甲骨文中，还有四、五横的。
因此，“礼”字的本义，就是以书契为祭品进行祭祀，或以契约为祭品进行祭祀。
“祀”的左边为“示”，是展示祭品的祭台，右边为“巳”。通过对甲骨文字形考释可知，“巳”为结绳之右绳。“祀”就是以结绳为祭品的祭祀。
“礼”的原始意思是以书契为祭品的祭祀，后来被一般化，去指代所有的合理行为。《礼记》甚至说：“礼着，理也”。注意，“理”字的右边是“王”，字形也是来自契齿文，指代书契。左边为“里”，意思是邻里、聚落、社会。“理”的整体意思就是，在书契（契约）支撑下的社会的条理有序，或者以书契（契约）去治理社会。“礼”和“理”的核心结构都是书契、契约。
“祀”的原始意思是以结绳为祭品进行祭祀，然后一般化去指代所有的祭祀。当“礼”、“祀”都一般化后，便又造了一个字，去专门指代“契约祭”，就是“祼”，或者“灌”、“盥”。“祼”的字形结构与“祀”相同，“示”为祭台，“果”的原始字形为“章”，而“章”则是书契的另外一个侧面的表达。“祼”的原始含义还是以书契为祭品的祭祀，与“礼”同，但是“祼”只用来指“契约祭”，或整个祭祀仪式中的以契约为祭品的部分。
顺便指出，从甲骨字形考释可知，“章”字就是书契，而“印”则是结绳。结绳和书契都是原始形态的契约，也是承载诚信和道义的“文”，是赋予信用的信用凭证、凭信。即便文字化的契约文本出现后，中国人依然保留的结绳书契时代的习惯，将结绳书契的三维化的实体凭信符号做成二维的“印章”，“印”在文书上。在所有的“印章”中，皇帝的最尊贵，叫“玉玺”。印章、玉玺的前生都是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
《论语》和《周易》都强调“祼（盥、灌）而不荐”。自汉以来的解经家，因为一方面对三代的祭祀搞不清了，另一方面对汉字的原始的字形和字义也搞不清了，因此，对这个句话没法真正理解了。望文生义，看到“盥”就解成洗手，看到“灌”就解成以酒灌地。其实“祼”和“荐”的区别在祭品，“祼”是以结绳和书契为祭品，即以契约为祭品，而“荐”，则以动物的肉或植物的果实为祭品。契约实际也是抽象符号，而动物的肉和植物的果实则是具体的物品，因此，“祼”，作为“契约祭”是一种抽象祭祀，而“荐”则是具体化的祭祀。
这里实际涉及到一个对人类文明史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抽象的、去偶像化的、契约化的犹太一神教的起源问题。犹太教的起源只可能是“契约祭”，“契约祭”就是一神教的前身或母体。以后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专文详述。
《周易》还提到一种“禴祭”。譬如“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孚乃利用禴”。“禴”本字是“龠”。通过对“册”、“龠”等字的甲骨文字形，以及相关的甲骨文资料进行研究可知：“册”就是穿成串的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用作祭品；“龠”就是用“册”进行祭祀的仪式，就是“册祭”。但是，在册祭中，并非仅仅将册摆在那里，而是需要把册上的内容读出来。“龠”字的最下面是“册”，中间的“口”就是指代对“册”的读。这种读更可能是唱，而是有伴奏的唱。因此，“龠”被用来指代乐器，后来加竹字头为“籥”。“籥”就是在“禴祭”中为对“册”进行吟唱的伴奏乐器。
《集韵》直接将“禴”等同于“礿”，有合理的因素，但并不完全正确。“礿”是“契约祭”，“禴”则是“册祭”。“礿”和“约”的本字都是“勺”，但是不同于“勺子”之“勺”，而是对结绳的刻画，指代结绳。“约”的原始义项就是指作为契约的结绳，然后再由结绳衍生出其他义项，譬如约定、约束、公约等等。“礿”指的是以结绳为祭品的祭祀。但是，在甲骨文资料中的确多次出现将“礿祭”和“禴祭”同时进行的记录。
“礿”、“祀”、“礼”、“祼”都是以结绳或书契为祭品的祭祀，都是“契约祭”，“禴”、“册”或“筴”和“策”，都是“文字祭”。“契约祭”是汉字出现之前的“文”，因此契约祭也可称之为“文祭”。从“契约祭”的“文祭”到“册”的“文字祭”，也对应着中国“文-字”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契约祭”对应于“文阶段”，而“文字祭”则对应于甲骨文金文的字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多神教式的祭祀在中国出现的相对比较晚，远比“文”晚，比结绳和书契晚。事实上，“文祭”出现于“文阶段”的末期。
无论是结绳书契的“文”，还是甲骨文金文的“字”，都属于“文”的范畴，都是符合“文以载道”的表达范式。因为，“契约祭”的祭品并非是契约本身、“文”本身，而是又契约之文所承载和表达的“道”，即诚信和道义，文字化的“册祭”也是如此。两者的真正祭品是诚信和道义。这几就是唐虞三代时期中国祭祀的一个基本原理：鬼神飨德。鬼神最好的食品是祭者的“德”。
《春秋》实际上也是一种“册祭”、“禴祭”。《春秋》所记载的是国君身上所发生的大事，用作祭品在春季和秋季的两大祭祀中进行献祭，因此叫《春秋》。而《春秋》中真正用作祭品的并非所罗列的事实，而是这些事实背后的“德”，即“春秋大义”。
从《春秋》的文风以及三代时期的祭祀原理来看，《春秋》类的祭品的出现应该在西周时期，而且只有周天子也有，封国的国君并没有《春秋》祭的资格。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肇端，诸侯开始篡行天子之礼，于是，封国国君也开始行天子之礼，开始纷纷写《春秋》。同时，随着“礼崩乐坏”的深化，祭祀仪式也逐渐被废弃。《春秋》就成为单纯地记事的史书。“史”也有本来承担祭祀职能的官员，蜕变成仅仅记事的官员。
但是，《春秋》的根本目的是记录“大义”的范式被保留，但国君们背离“大义”时，史家们也开始通过“春秋笔法”的形式，去伸张“大义”，批判和讽刺国君。
明白《春秋》的祭祀背景，以及史官的祭司背景，也能够理解中国的传统史官为何对历史记录如此虔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
当齐国的大夫崔杼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王之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至此，我们已经弄明白，《春秋》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春秋》的也是符合“文以载道”的，其根本目的也是记录“道”、“德”。用文字来记录史实，由史实来体现“道”；二是，《春秋》所使用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同类，尚是不完全的文字，更是“文”，而非“字”，与语言高度不同步。这种不完全的文字也不能去表达完整的信息，所记录的仅仅是完整信息的概要和线索。（《清朝学术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字和学术简史》之八）